「徵召入伍。」
即使這句話是出自父親之口，在 2005 年 10 月一個涼爽的日子裡，這個詞仍像一堵磚牆般重重擊中了 Johnathan Duncan。
Duncan 所屬的單位——堪薩斯州國民兵第 161 野戰砲兵團，已被徵召前往伊拉克服役。
「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我要死了，』」他說。
他必須兌現自己 17 歲時為了籌措大學學費而許下的承諾，當時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原本被認為只會是「沙漠風暴行動」的短暫續集。
「很多人說：『你大可以去加拿大，』」他說。「但我說過我要做一件事，不能只因為我不認同，就不去做。」
在伊拉克服役
一年半後，下士（Spc.）Duncan 坐在悍馬車（Humvee）後方，操作一挺 M240 機槍。他的任務是在巴格達以南約 45 英里處的護送支援中心 Scania（Convoy Support Center Scania）附近巡邏。
「我們會沿著 MSR（主要補給路線）來回巡邏，那是一條四線道公路，尋找 IED（簡易爆炸裝置），」他說。「當時就是打著探照燈，把所有能拿到的 Monster（能量飲料）都喝下去，這樣我才不會死。」
Duncan 說，死亡從未離開他的腦海，但到了那時，他已經接受了自己會死的事實。「我對此看得很開。」
這與在 Kansas University 修讀商科課程，或是在 Newton 長大、自稱是「班上開心果」的時光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武裝分子向護送支援中心（Convoy Support Center）發射了喀秋莎（Katyusha）火箭彈。Duncan 的三輛悍馬車隊火速趕往應對，卻駛入了一場「教科書式」的伏擊。
三枚 IED 接連爆炸。熔化的銅像「切奶油一樣」切穿了車輛的裝甲。
這次攻擊導致七名士兵提前結束駐紮返國，其中一人失去了下顎，另一人失去了一隻腳。
這次攻擊也奪走了 Duncan 的朋友、參謀軍士（Staff Sgt.）David Berry 的性命，他當時正駕駛著 Duncan 前方的那輛悍馬車。
「一切結束後，我一一回想他們所有人的名字、他們遭遇了什麼，然後只是說：『為什麼？為什麼非得發生這種事？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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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後，Duncan 坐在恍如隔世的 Lawrence 一家咖啡店裡。他戴著一頂 Kansas City Monarchs 棒球帽，穿著羊毛衫和 Adidas 運動鞋。
他外表看不出任何傷痕，但當他回想起那件事時，隨和的笑容消失了。他停頓了一下，擦了擦眼鏡，然後繼續說下去。
「這是一道傷疤，它永遠都會在那裡，」他說。「那本該是我的車。」
按下播放鍵
Duncan 說，他在結束服役回到堪薩斯州後，缺乏任何目標感或歸屬感。他從未認同這場戰爭，幻滅感隨之而來。
「人們會感謝我保護了他們的自由，」他說。「我沒有保護任何人的自由。我唯一在意的就是我右邊的人和我左邊的人，這樣我才不會死。」
他會在公共場合出現恐慌發作。在酒吧裡，他經常差點與人打架。陣陣的偏執和焦慮一直困擾著他。他說他很難適應一個他已無法產生共鳴的平民世界。
「當你以為人生已經結束，卻又要重新按下播放鍵，這種感覺很奇怪，」他說。
Duncan 最終尋求了心理治療與輔導，並透過 College Veterans Association 和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尋求退伍軍人的陪伴。
其他參戰退伍軍人都懂。他解釋說，他們和他一樣討厭戰爭，討厭戰爭的醜陋與毫無意義。
他們一起喝酒、一起聊天，並分擔彼此的重擔。他回想起那晚，他從另一位正經歷創傷重現的退伍軍人手中，拿走了一把裝有子彈的 .45 口徑手槍。
「他告訴我：『如果沒有你和 CVA，我今天就活不下來了。』這句話深深觸動了我，從那一刻起我就想：『我必須做這件事。還有誰會去做這件事？』」
Duncan 現在嘗試透過參與退伍軍人議題或服務活動來幫助其他退伍軍人。他說，如果他能幫助他人，他就能不辜負這段他從未想過自己會擁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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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27 歲的 Duncan 在 Lawrence Sign Up 擔任銷售經理。他畢業於 KU，取得英文學位。他將於七月接任 Lawrence VFW Post 852 的次席副指揮官。
他將在 VFW 會館度過一個寧靜的陣亡將士紀念日。他不會介意別人去湖邊或享受休假。他說，他並不期待任何人對他的服役表達感謝。但他確實有一個想傳達的願望。
「人們沒有想到的是戰爭的代價，」他說。「有這麼多退伍軍人親眼見過你能想像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如果你願意花點時間去想想那些服過役的人背負著、而且一直背負著的重擔，對我來說就足夠了。他們默默地背負著。而且他們背負得很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