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征召了。”
即便这个词是用他父亲的声音说出的，但在2005年十月一个凉爽的日子里，它依然像一堵砖墙一样沉重地击中了 Johnathan Duncan。
Duncan 所属的部队——堪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第161野战炮兵部队，已被征召前往伊拉克服役。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要死了，’”他说。
他必须兑现自己17岁时为了筹集大学学费而许下的承诺，当时人们以为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只是“沙漠风暴行动”的一次短暂续篇。
“很多人说，‘你本可以去加拿大，’”他说。“但我说过我要去做某件事，不能仅仅因为我不认同它，就不去做。”
在伊拉克服役
一年半后，专业军士（Spc.）Duncan 坐在悍马车后部，操作着一挺 M240 机枪。他的任务是在巴格达以南约 45 英里处的 Scania 车队支援中心（Convoy Support Center Scania）附近巡逻。
“我们会沿着主要补给路线（MSR）来回行驶，那是一条四车道公路，寻找简易爆炸装置（IED），”他说。“那时就是打着探照灯照射，把手头能拿到的 Monster（能量饮料）全都喝光，这样我才不会死。”
Duncan 说，死亡从未离开过他的脑海，但到那时，他已经接受了自己会死这一事实。“我对此很淡定。”
这与在 Kansas University 上商科课，或在牛顿长大、自称是“班级开心果”的日子相去甚远。
武装分子向车队支援中心发射了喀秋莎火箭弹。Duncan 所在的三辆悍马车车队紧急赶往应对，驶入了一场“教科书式”的伏击。
一连三枚简易爆炸装置（IED）接连爆炸。熔化的铜像“切黄油”一样切穿了车辆的装甲。
这次袭击导致七名士兵提前结束派驻被送回家，其中一人失去了下巴，另一人失去了一只脚。
袭击还夺走了 Duncan 的朋友、上士（Staff Sgt.）David Berry 的生命，当时他正驾驶着 Duncan 前方的那辆悍马车。
“一切结束后，我一一念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回想他们遭遇了什么，只觉得：‘为什么？为什么非要发生这种事？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
六年后，Duncan 坐在恍如隔世的劳伦斯一家咖啡馆里。他戴着一顶 Kansas City Monarchs 棒球帽，穿着羊毛衫和阿迪达斯运动鞋。
他身上没有看得见的伤痕，但当他回忆起那件事时，随和的笑容消失了。他停下来，擦了擦眼镜，然后继续说道。
“这是一道伤疤；它会永远留在那里，”他说。“那本该是我的车。”
按下播放键
Duncan说，他服役期满回到堪萨斯州时，毫无目标感和归属感。他从未认同这场战争，幻灭感也随之而来。
“人们会感谢我保护了他们的自由，”他说，“我没有保护任何人的自由。我唯一在意的就是我右边的人和我左边的人，这样我才不会死。”
他在公共场合会惊恐发作。在酒吧里，他经常差点与人打起来。阵阵的偏执和焦虑一直困扰着他。他说，他很难适应这个他已无法产生共鸣的平民世界。
“当你以为人生已经结束，却又要重新按下播放键，这种感觉很奇怪，”他说。
Duncan最终寻求了心理治疗，并通过College Veterans Association和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寻找退伍军人的陪伴。
其他参战退伍军人都能理解。他解释道，他们和他一样憎恨战争，憎恨它的丑陋和毫无意义。
他们一起喝酒、一起聊天，分担彼此的重担。他回忆起有一天晚上，他从另一位正遭受闪回折磨的退伍军人手中夺下了一把装有子弹的.45口径手枪。
“他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你和CVA，我今天就不会还活着。’这句话触动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想：‘我必须做这件事。还有谁会来做这件事呢？’”
Duncan现在通过参与退伍军人事务或服务活动，努力帮助其他退伍军人。他说，如果他能帮助他人，就能对得起这份他从未想过自己还能够拥有的生命。
•••
如今，27岁的Duncan在Lawrence Sign Up担任销售经理。他毕业于KU，获得英语学位。他将在七月接任Lawrence VFW Post 852的初级副指挥官。
他将在 VFW 会馆安静地度过阵亡将士纪念日。他并不介意别人去湖边或享受假期。他说，他不指望有人为他的服役表示感谢。但他确实有一个愿望想要传达。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战争的代价，”他说。“有这么多参战退伍军人，他们亲眼见过了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如果你能花点时间想一想那些服过役的人所背负、并且仍在背负的沉重负担，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他们默默地承受着。而且他们承受得很有尊严。”